上回说到，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进行了一次修改，把中药中的山银花、金银花两个条目所使用的药源植物的生物学品种范畴进行了重新划分，去年夏天这件事在微博上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湖南等地许多“山银花”种植户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与其说是一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农产品种植的统筹安排问题，跟种的到底是什么没什么必然关系；把产业格局变化的原因统统归结为既得利益者贪婪的操纵行为，这就成了“证据莫须有，领导肯定错”，显得不仅苍白无力而且无理取闹。

于是上次还留下了一个没讨论的问题：中医药典籍中的“金银花”这一味药，一直都是各地的医师因地制宜地采取当地的相应植物给病人服用，并没有这么死硬地区分所使用的“金银花”到底是山银花还是金银花，现在国家药典委员会做这样的修改，违背了古典医书，不符合中医的理论和实践。

李时珍时代以前的医学典籍里说“水银”无毒，久服可以成仙，为长生不老之药。当时的工部尚书孟简得了些水银，特意把李时珍约去万州会面还分了一些给他，说你拿些去，用枣肉调着吃下，咱一起长生不老。后来李时珍听说孟尚书吃下当时就不行了，撑了两年以后就死了。他分析了一番吃了水银的人的壮烈下场，结合其他资料，得出了新的结论：水银是“至阴之精”，“但不可服食尔”，就是说这东西阴性极重，万万不能吃。

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太长时间，三十多久开始，一直到七十多，书版没刻完就死了，后来是他儿子奉遗命向万历皇帝献的书。对于父亲的研究，李建元的原文是：“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也就是说李时珍的工作就是整理汇编之前的医学书籍，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他认为正确的结论，写进这本本草纲目中，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还有一个叫葛洪的东晋人，写了一本《肘后急病方》，书名用现在的畅销书标题风格说就是“突发疾病应急处理口袋书”。被狗咬伤后有的人会得“恐水病”，也就是现在说的狂犬病，到现在都是不治之症，只能通过注射疫苗预防发病。葛洪那时候的知识只知道疯狗咬人有的人会发病然后死掉，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他认为狗咬使人得病肯定是狗口中有毒，于是根据《黄帝内经》以毒攻毒的说法发挥了想象力，发明出在被狗咬的伤口上涂疯狗脑的方法，据说可以降低发病风险（只是历史故事，现在被狗咬一定要肥皂水清洗好伤口尽快注射正规疫苗不要信土方）。巴斯德发明让兔子得上狂犬病，再取兔脑制成免疫针剂预防狂犬病的方法，有可靠的科学基础和实践验证，但时间比葛洪的玩法晚了年，请注意这里有3个0，读作一千年。

李时珍和葛洪并不是特例，中医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等长，其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大家都是批判的继承者和坚定的创新者。高举本草纲目探讨今天的问题，但口中的论点却只局限在“古书这么说，用着也没大问题”，跟贯穿中医发展的这一种进取、创新的精神是完全对立的。如果说李时珍知道现在有人说他的书就是必须坚持遵守的真理，也一定会气得从坟墓里弹出来。

药理学研究指出，金银花和山银花的药理作用的主要差别在于木犀草苷的含量，基于这一点重新划分了药源植物的归属，这是一个基于实验和理论证据的判断。要推翻这个推断，得从相关实验的设计、实施和结果分析着手，找出错误予以批驳，而不是继续高举千百年前的书，扯着嗓子喊：“古书说你错！”

金银花事件，反对者的三条理由有社会性的合理性，但是无论从中医还是现代科学的角度看，都根本站不住脚，这一场闹哄哄的反对活动本身是一场闹剧。但是这些闹剧层出不穷，背后的原因我认为是我们现在对于怎么定义中医、怎么看待中医这两个问题根本没有认识清楚。怎么回事？下回再聊。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往期文章个人原创，如转载请标出处